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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勋」高铭暄:见证新中国的法治之路



北京,10月8日(记者孙颖)——根据中央广播电视台中国之音的报道,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之际,习近平主席签署了一项总统令,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决定授予42枚国家奖章和国家荣誉称号。在这次表彰中,高铭暄是法律界唯一的赢家,并被授予“人民教育家”的称号。新中国刑法的创始人,参与了新中国第一部刑法典的创作,编写了新中国第一本刑法教科书,也是新中国第一位刑法博士生导师...高铭暄有无数的荣誉和标签。今天(第八届)特别节目“功德”推出了“高铭暄:见证新中国的法治之路”。

1979年7月1日下午4点05分,在北京的人民大会堂,高铭暄举起他的手腕,回忆起这个让他终生难忘的时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部刑法。

高铭暄:那时我在三楼。当我通过时,我非常小心,“通过!”心情非常激动,毕竟,我们已经从事了25年...我是在1954年参加的,那真的是1979年。

记者:这就是你年轻时和壮年时所做的。

高铭暄:是的。

1928年5月24日,高铭暄出生在浙江省玉环县一个叫仙底的渔村。高铭暄说:“我父亲从事司法工作,我的一个叔叔也是,我大哥也从事司法工作。因此,我在这样一个家庭长大,这个家庭从事法律工作,所以它对我有着无形的影响。无论是解决纠纷还是犯罪,都取决于法律,所以我开始向往法律。”

1947年,高铭暄被浙江大学录取,在此期间他遇到了对他的生活有深远影响的国际法教授李浩培教授。高铭暄说:“李浩培先生,他是法学院的院长。他教得很好,引起了我的兴趣。此外,刑法也更重要。加上我父亲是一名刑法法官,他决心将来我会追求刑法。”

1949年9月,浙江大学法学院关闭,高铭暄转到北京大学法学院继续学习法律。开国元帅陈毅、美学大师朱光潜、大作家老舍、历史学家郭沫若……所有这些被后人敬仰的人给高铭暄带来了新的知识,为他打开了一扇通向新世界的大门。

半个月后,新中国成立了。21岁的高铭暄作为北京大学的学生代表出席了成立仪式。高铭暄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成立,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所以我们必须为国家做出贡献。”

1954年9月20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这也是新中国的第一部宪法。包括刑法在内的部门法律的起草已被一个接一个地提上议程。全国人大常委会成立了全国刑法起草小组。高铭暄被分配到起草小组。今年,高铭暄26岁。

经过九年和1963年,33个修订草案的刑法被搁置。当时,高铭暄可能没有想到新中国的第一部刑法会在16年后颁布。

1978年,新中国刑法典的起草工作再次开始。作为起草小组的一员,高铭暄经历了200多个日夜的最后冲刺。1979年7月1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全体代表举手表决一致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结束了没有刑法的新中国历史。坐在犹太教堂里,高铭暄忍不住大哭起来。高铭暄说:“这是我国刑法规范首次系统化。就司法工作而言,有法律可循。所有刑事司法文件都必须参考法律规定。它为我们的教学和科学研究提供了法律基础。”

在随后的40年里,高铭暄在1997年起草和颁布《刑法典》以及讨论《刑法典》修正案时既是参与者又是见证人。高铭暄说:“犯罪嫌疑人永远不会被发现,证据必须充分,非法证据必须排除。这是法治的体现。要遵守法律,必须遵守法律,执法必须严格,违法者必须受到起诉。这一概念已经逐渐加深。”

高铭暄认为,1997年《刑法典》科学总结了刑法的基本精神,明确规定了刑法的三项基本原则,这是这部刑法典的伟大之处之一。“罪刑法定原则,定罪量刑,应有法律依据;每个人在适用刑法方面都是平等的,没有人有权凌驾于宪法和法律之上。对犯罪也有适当的惩罚,这是公平的。”

1981年,改革开放之初,理论界和实务界对刑法的理解和适用出现了一些难题。作为“最懂”刑法的人,高铭暄致力于写一部近20万字的书《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的诞生与诞生》,成为新中国第一本刑法专著,影响了几代法学学生。

“教育是我的职业,科学是我的生命”是高铭暄的人生格言。自1984年1月成为中国首位刑法博士生导师以来,他已培养了67名刑法博士生。高铭暄说:“我们法律工作者必须确立一个坚定而正确的政治方向。我们是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国家。我们必须理论联系实际,从中国国情出发,立足实际。真想进去!”

高铭暄说:“训练和指导学生是人生中最大的乐趣和成就。”他努力工作,培养了赵秉志、陈兴良、周振、姜维等中国刑法学界的栋梁。高铭暄总是说,是历史的需要和机遇把他推到了这个位置,“弟子不必不如老师,老师也不必优于弟子。”“我的态度是让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但是在民族团结的问题上,我们也应该遵循我们自己实践的基本经验。”高铭暄说。

高铭暄喜欢和学生讨论。他认为纠正胡盖尔模式和聂书斌案等近年来的错误是中国法治的体现。“‘错误必须纠正’一直是我们的政策之一,如果你清楚地知道这是错误,不纠正它,那就没有好处。多年来,人们一直注意纠正错误。这是进步。”

当被问及养生的秘诀时,高铭暄谈了三件事,比如乒乓球,唱京剧,以及继续工作。由于历史的限制,高铭暄不能攻读博士学位一直是个遗憾。但在2016年,这一缺陷将得到弥补。同年11月,88岁的他获得了日本早稻田大学荣誉法学博士学位,创下了中国法律领域的新纪录。高铭暄说:“我现在也很老了。我已经91岁了。有些人看到我时也会说同样的话,‘是这样吗?你不休息吗?是时候照顾好自己了。“但我不这么认为。我受党的教育已经很多年了,在我的教学岗位上工作已经很多年了,我仍然能够为国家做出贡献……”

回顾过去,高铭暄的人生历程是新中国刑法发展的缩影,也是新中国历史进步的见证。在采访中,高铭暄列出了与他一起参与起草《刑法》和编写教材的许多专家和同事的姓名。面对“人民教育家”的国家荣誉称号,高铭暄说这不仅仅是他个人的荣誉。“这份荣誉不是我个人的,首先要感谢我们的党和国家。我的知识从何而来?在党的领导下,学校训练和教育了我。未能赢得荣誉后,我变得自满,不想进步。周恩来总理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说学习和变革永远不会太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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